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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作者托名为齐国管仲。管子（公元前723年-前645年），姬姓，名夷吾，字仲，谥号敬，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春秋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尊称其为“管子”。目前，学界对《管子》的探讨和研究涉及哲学思想、伦理学说、法律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生态环境思想、科技思想、文学特色等领域，可谓成果丰硕。相较而言，在《管子》学术史研究上存在诸多不足，对于晚清《管子》学的梳理则更显薄弱。

晚清时期是《管子》学术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以及不少官员纷纷对《管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著书立说，旁征博引，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形成了一大批的《管子》研究文献。他们之所以如此，个中缘由就是看中了《管子》虽历经千年仍具有的很强的现实意义。然而，较为遗憾的是有关晚清时期《管子》研究文献的整理、考释等工作尚存在空白，这不仅极易导致该批文献毁坏、消失，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近读梁家贵教授等所辑校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黄山书社，2021年）（以下简称《辑校》），颇觉这是一部思路新颖、资料重要的有关晚清《管子》研究文献整理著作。

《辑校》分4编70万字，包括“前言”和“凡例”、“《管子》校释”3篇、“《管子》经世致用”5篇、“‘管’体西用”6篇、“重塑《管子》”10篇，总计24篇。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的最终研究成果，《辑校》作者花费了相当心力，纵观全书，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征。

首先，规范性。有学者曾指出：“古籍整理的串解，应博有古今众说之长，由编者客观地融会贯通，使之能真正体现原诗文的本义。古籍整理的引证，该注明出处的最好注明出处，对有些古籍必须结合今人成果才可能引证清楚的，应当结合今人的成果来引证，并加以注明。”《辑校》严守古籍整理基本要求，各种异体、别体、俗体等一般改为通行字。录入文献采用新式标点，力求做到断字准确，便于读者研读。无论是已收录在今人著述中，还是在原作者文集中，均注明收录文献的信息。同时，每一完整文献，均有“注释”，用以介绍作者生平及其论著；有“校”，用以对文中字词及句子加以说明。总之，作者做到了实事求是，不夹杂个人意气，符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

其次，系统性。作者认为，从整体结构上来看，晚清《管子》学术史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管子》校释、经世致用、“管”体西用和重塑《管子》等四个阶段，分别呈现不同的学术特征。因此，《辑校》共分为四编，即以戴望、俞樾、孙诒让、吴汝纶等为代表的《管子》校释阶段；以曾国藩、张佩纶、何如璋为代表的《管子》经世致用阶段；以薛福成、宋恕、陈澧、孙宝瑄、于鬯为代表的“管”体西用阶段；以及以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重塑《管子》阶段。总之，《辑校》既遵循了晚清《管子》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也考虑到了时间因素，以及文献作者、历史影响等因素，极具系统性。

第三，学术性。晚清《管子》研究文献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也勾勒出晚清志士仁人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他们的报国志向。从《管子》学术史上看，晚清时期《管子》研究上承传统的《管子》校释，下启民国时期《管子》研究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实现了《管子》研究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嬗变。以晚清时期《管子》研究作为切入点，开展《管子》学术史研究，不仅可以“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而且通过综合条贯地介绍这一时期《管子》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学术成就，论述其特征，找出其不足，有助于推动《管子》薄弱研究环节的开拓。据笔者目力所及，当前晚清《管子》研究领域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涉及大量且不易搜集的文献资料，《辑校》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通过晚清《管子》研究文献的研究，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探索，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完整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全貌。

第四，启迪性。晚清《管子》学术史具有清晰的嬗变脉络，反映了晚清志士仁人对挽救民族危机高度认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通过对晚清《管子》研究文献的解读，可以体悟晚清志士仁人身处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焦虑心态和强烈的报国志向，开展相关文献的辑校，有助于加深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培养家国情怀、提升人文素养，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第五，国际性。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世界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进一步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中，成为搭建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可以说，相关晚清《管子》研究文献的辑校，恰恰符合这一现实需求。相信《辑校》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辑校》是研究晚清《管子》学术史的重要史料，它的问世足以填补晚清史籍整理的一项空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增光添彩。诚然，《辑校》在个别晚清《管子》研究文献的疏证方面尚有商榷之处，在晚清《管子》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仍存有一定空间。祈盼作者再接再厉，将晚清《管子》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及晚清《管子》学术史研究等领域持续推向更高水平。（杨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