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与其刻赠胡震的印“丁丑鼻山”

钱松（1818年-1860年），初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铁庐等，晚号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这位浙派“西泠八家”之一的清代篆刻家、书画家，生前多次来富阳访友、采风，对富阳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与胡震的交往

(资料图片)

胡震（1817年-1862年）是浙江富阳人，字听香，一字不恐、伯恐、荄甫，号鼻山，别号胡鼻山人，出生于富阳庆护庄（今环山乡诸佳坞村）人，弱冠时就中了秀才，后曾多次往杭州应乡试，每每名落孙山。兴趣爱好遂发生转移，醉心于金石，勤于艺事。又游历于杭州、湖州、苏州、上海等地访友谈艺，致力搜求文物、碑帖及各类拓本，探寻碑迹摩崖，所得收获，自当题刻记事抒怀。从有关记载推断，题刻之处不为少数。家藏碑帖及各类拓本甚富，逐渐成了当时浙派篆刻界的翘楚。当自以为刻印第一、书法次之时，胡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钱松的篆刻作品，大为惊叹，晓知自己真不可及。从此，不复为人刻画金石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胡震27岁时，甘执弟子礼拜钱松为师。但钱松只确定为两人是师友之间，相切磋谊，而非师徒。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九月初九，钱松与傅啸生、孙仲明游西湖，作茱萸之会。论诗、论画、论印，及至傍晚城门待关才归来，但仍余兴未已。归来后因胡震之邀，为其刻印，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钱松为胡震刻印最早的记载，所以此时钱松与胡震相识，从“特健药”边款中看，当时钱松称胡震为同道，称谓颇为客套，也表明二人尚未深交。

其实，钱松对胡震的篆刻也是非常认可的，认为他是深入堂奥的方家，钱松在“胡震长寿”印的边款中记道：

听香精篆刻，深入汉人奥堂，每恶时习乱真，故不轻为人作，乙酉岁，来富春，见予为存伯制印，咄咄称赏，以二石索刻。予最乐为方家作，又不乐为方家作，盖用意过分也，九月十有三日丁未，风雨如晦，兴味萧然，午饭后煮茗，成此破寂。随意奏刀，尚不乏生动之气，赏者难得，故当如是，不审大雅以为然否。耐青并识于曼华庵，老盖为鼻山作七十印，此其始也。

从这则后补的边款可以看出，此印是钱松认识胡震后刻的第一方印，钱松在为胡震刻印之时不敢轻易为之，没有立刻为胡震刻印，从胡震索刻到最终于九月三日才于午后刻成，中间的这段时间，可以推想为钱松是在对于所刻之印进行构思的过程，最终所成之作既不乏生动，又不用意过分，并且款识中谦虚地说“大雅以为然否”，这一系列的过程都可以看出钱松对于胡震这位道盟的重视。

同样在钱松所刻“胡鼻山胡鼻山人”边款上记载：

予为恐斋弟作。本不敢索应，况此石温润可爱，今时罕见，若苟意篆刻，日磨日短，岂不可惜。己酉十月，恐斋有义乡之行，速予奏刀，浸拟汉人两面浅刻之，方家论定焉。耐青识。

这则边款也可以看出钱松在对于给胡震刻印之重视，同时边款还说到，这是胡震将有义乡之行所刻，胡震喜游历，每逢胡震出行或归来，钱松往往都为其刻印记之。如胡震慕桂林山水徒步七千里前往游历，此事叔盖曾刻“曾登独峰顶题名”印以记之，边款上记载为：

咸丰甲寅，鼻山游桂林，乙卯归来，属刻此印，五月望，叔盖并记。咸丰四年四月四日，胡鼻山来登绝顶。独秀峰居桂林城之中，高四十余丈，三百六十一级。方登绝顶，明王国材题“南天一柱”四大字，其状尽之矣。独秀峰下，曰“刘海洞”，曰“读书岩”，唐颜延年读书其中。中有元和孟简题名，岩外有建中元年郑叔齐记。

咸丰六年（1856年）十月二十五日祝胡震四十寿，范守和出佳石嘱钱松刻“富春胡震伯恐甫印信”“胡鼻山人宋绍圣后十二丁丑生”。钱松赠明拓《修孔子庙碑》和康熙瓷印色盒以贺。包括刻印在内，钱松共送胡震三件礼物为其祝寿，两人交谊之深由此可见。此两面印除了钱松自刻边款之外，另外还有其弟子华复补刻胡鼻山宋开通题记，款曰：

邑城之东，相去十里，有岭曰胡鼻，沿崖濒江，上下峭险，行者病焉。己丑春，邑宰陆候楠与邑尉钱侯孜帅时官，命进士安颐谕大姓，随力捐施，悉平治之。翼以石柱，扶以栏楣。阅六月而其道始如砥，经久宏远之摹，无所不用其至。毕工纪实，于是乎书。乾道五年七月朔，致仕仲主尧谨记。庚中秋，余避兵富春江南，鼻山出老盖篆印，属补胡鼻山宋开通题记，并志，无疾华复。

对于两人的交情，钱松在“长生安乐胡伯恐之印 富春胡震”印边款明确的提及：

鼻山予水乳契也，相交以来，年为十余印，积今累累矣。丁巳秋九，自沪归，饮余英吉利酒，并以鼻烟见赠。感盛物之投，为仿宋元两印。两仿汉铸，此仿汉凿。报其来意。十三日见闻随喜灯下，西郭叔盖记。

这里钱松说他与胡震之交是水乳之契，同时自己为胡震刻印之多说明他对胡震的情谊。边款中还叙述了胡震自上海回来后，给钱松赠送了英吉利酒和鼻烟，反映出胡震对钱松的挂念之情。

20余年来，胡震与钱松两人往来无间，更是互赠佳作，其中钱松为胡震治印多达70余枚，皆为精意之作。当时，赵之琛、徐懋二人以篆刻名重浙西，胡震对他们作品的态度是“然鲜有惬意者”。乃见钱松所作，大为叹服。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分别从江西、安徽入浙江，先后攻克严州、於潜、分水、桐庐、新城，占领富阳城、杭州，钱松全家同殉。胡震惊闻此讯，忍痛为钱松办理了身后事，寓居上海，以卖字为生。应宝时见杭州失陷，知道江南危急了，浙江士绅纷至沪上，太平军指日可进苏州、常州，直指上海。于是，设立会防局，延请胡震为幕僚。胡震通过应宝时、胡远等人结识了更多的海派金石书画家。他为幕僚时，着布衣短褐，时常轻谩座客，甚至话不投机时，出口伤人。尽管应宝时总能够宽容他，同事们则受够了他的坏脾气，最后的结果是胡震走人，继续卖字沪上。

胡震在沪上病时，他的好友文学家蒋敦复去看他，他请求老友为其作传，蒋敦复说：“哪有活着的人求人作传的”，果断拒绝了他。胡震回道：“难道等我死了才能求之？”一语成谶，胡震病殁于旅舍，享年46岁。蒋敦复于是把酒洒于地上，失声恸哭，边哭边说：“谨如约”，乃于馆旁挥笔撰成《胡鼻山人小传》。

胡震比钱松长1岁，并晚去世两年。在胡震去世两年后，应宝时痛伯恐早逝，欲永其名与严荄收集钱胡二人遗作，拓印成轶辑，成二册，存世稀少。应宝时在《钱叔盖胡鼻山印谱·序》中描绘了胡震对于钱松篆刻作品的态度，文曰：

道光中甲辰、乙巳间，见钱君叔盖所作，始大叹服，自是搁笔不复为人刻画金石矣。叔盖为君刻印至夥，先后百余石，君藏之如拱璧。以余不解此，然秋灯展匣，春雨摹笺时，亦未尝不一二举视，为余言其用腕之雄，运气之浑，直造汉人，酒酣耳热，辄复拍案狂呼，以为真不可及。

小坞坑的遗迹

钱松从30岁开始即同杭州一带的文人经常聚首，祭祀、谈论诗文、金石书画，所交之人皆为当时文人中的名流，说明钱松在杭州一带的文人圈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也可以看出其喜游历，性情豁达。钱松生前多次来富阳，杭州到富阳，在那个年代交通尚且方便，算是郊游。

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钱松携贵州开泰人徐之鉴、浙江嘉兴人范守知、杭州城南人周基等朋友一起，专为寻访大痴仙迹而来，登上了富阳大岭山（鹤岭），访寻结庐处庙山坞筲箕泉（在鸡笼山），因此次采风意义特别，在归途经小坞坑时，于一面石壁上（现富春街道小坞坑村西郊半岛靠山处）篆书勒石，作题记刻于崖上。文曰：

开泰徐之鉴仲水，慕春江之胜，往岁过次，以客倦不游也。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借嘉兴范守知后安寻筲箕泉，登大岭，记事于石，钱唐钱松叔盖书城南，周基子定同来，童天耐贞。

笔者得闲到小坞坑寻找钱松石刻遗存。事先只是听朋友说起过大致方位，到实地去找，还真辨不清方向。向村中老者打听，也不知所以然，只说沿山边寻找。凭着直觉，误打误撞，在一个废墟的平台上方的石壁，找到了石刻真容。石刻距地面约有三五米高，石壁呈暗红色，有铭文用阴文小篆刻之。字迹用笔潇洒，入刀粗犷，因势就石，浑然天成，整篇粗服乱头，天真烂漫，是其一贯的风格。在铭文从右至左竖排，每行四字，有18行，最后一行2字，共70字。整篇石刻高约40厘米不等，宽135厘米，每字约为4.5×9厘米，记载了钱松偕友来庙山坞筲箕泉寻访黄公望遗踪之事。这一题刻既是一份可供研究的史料，也给富春山水增添了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存。

避乱于新关村

除上述钱松同朋友寻访筲箕泉之外，还有钱松与朋友到富阳游玩所写的一首诗也提及钱松的富阳之行：

买舟富春渚，访友到新关。

水落青沙堰，云封墨顶山。

主人三径雅，客子一身闲。

且与寻山馆，高风不可攀。

诗中所指的新关是今天的大源镇新关村，位于富春江南，离富阳主城区约25里。青沙堰在班峰村匙口村之间的大源溪中。墨顶山原名墨斗山，距新关村约半里。三径用来比喻隐士居所。山馆据钱松自注“蒋孝子故庐，为留青山馆。”蒋孝子是乾隆年间富阳新关村人。咸丰年间，乡人以其孝行上报朝廷，受到朝廷旌表。钱松寻访蒋孝子故庐，表达出其对蒋孝子高风的追慕，也反映了钱松对孝道的崇尚。此后，因为避乱，钱松还曾留蒋家作清客颇久。

（谢 华，作者单位：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