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钧

“经世”是中国传统士人的重要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儒学显著的文化标识。围绕所谓“经世之学”“经世思潮”，学界已有丰硕成果。晚清以来的经世问题，也曾引发不少讨论。当经世作为话题被特别提出，或作为一种观念呈现出来，必然有其社会背景和内在理路。江南士绅韩国钧的经世观念及其实践作为近代“经世思潮”的生动个案，或可为此问题提供一些新认识。

从史料角度来看，地方政治人物中，韩国钧留下的文字材料堪称丰富。除《永忆录》《止叟年谱》《实业界之九十日》及一些诗文作品外，更为难得的是，他在1915年至1937年间与康有为、张謇、冯国璋、叶楚伧、马相伯、黄炎培、史量才等700余人的来往信函被保存下来，整理为“朋僚函札”。纵观韩国钧的人生轨迹，从早年辗转为官到晚年致仕乡居，他始终抱有强烈的经世情怀，致力于社会建设、实业发展。系统考察其经世观念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及实践过程不仅是理解韩国钧思想世界和生平行迹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希望借此透视晚清以来新绅士在社会转型中为因应危局所做的努力及“经世思潮”的生成嬗变。

【资料图】

观念由来

中国传统士大夫身兼“学者”“官僚”双重身份，在朝为“官”，在乡为“绅”，在传统社会结构里扮演重要角色，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具有一种“实践理性”品格，“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儒家还以“士不可以不弘毅”等修身格言激励士人积极入世，践行社会责任伦理。在儒学影响下，经世致用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思想的内在精神。到明清之际，作为对理学空疏学风的时代因应，加之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出现新变化，经世之学更是成为一股突出的思想潮流。晚清以后，随着社会危机日渐加深，更多“立志务实用，雅不欲以文章自见”的士人开始涌现，韩国钧便是其中一员。

韩国钧（1857年-1942年），字紫石,亦字止石、子石，晚号止叟，私谥勤恪，江苏省扬州府泰州海安镇（今江苏海安）人。他一生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诸时期，曾任河南武陟县知县、直隶矿务局总办、安徽巡按使、吉林民政使、江苏民政长、江苏省省长等职。作为在江苏地方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其个体生命与时代走向紧密相连。

韩国钧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其时正值国门洞开，清王朝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面临国运衰颓的境遇，在这个新旧更迭的时代，新的变革因素在旧社会结构中孕育。韩国钧早年在家乡私塾中接受传统科举教育，学习十分勤奋，尤其在经历家道中落后，“攻苦奋发，除夕、元旦亦日试一艺不辍”。他对科举教育的态度其实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将之作为实现人生理想，振兴家族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对于早年刻苦读书的经历，他曾不无感慨地追忆：“余少不学，非不学也，学非所学也。学非所学，则学如不学矣！”可见，后来的他对科举教育颇不以为然。

光绪五年（1879年），23岁的韩国钧在江南乡试中表现不俗，高中举人，但在此后的会试中却屡屡受挫。初次会试落第后，他就进入如皋知县刘梅荪的幕府任教读。在科举人数日增的晚清，入幕是江南寒士阶层谋求生计的常见出路。举业不顺，韩国钧在地方幕府几经颠沛，这段游幕经历使他对世道民生有了较为深切的理解和体悟。“在如皋、甘泉、六合县幕中习见词讼诸案，知民生疾苦至剧，慨然以救民为己任；历任豫南北各县，稍慰民望，知五洲中国外，若英、美、德、法诸邦，无一不争先恐后，苟不自强，则必为所吞噬。”韩国钧的经世思想一方面来自传统士人“救民济世”的责任伦理，这既与其所受的经典教育一脉相承，也与他对地方社会的体察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他敏锐觉察到时代变化，希望能“以富强为法”，拯救危局，维护、整顿社会秩序。

韩国钧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体察首先来自他的勤勉好学，勇于接受新知，善于调查研究；也来自“与四方贤士大夫游”，开阔眼界。他曾自学英文，也曾“研究黄河变迁之迹，自绘沿革图”。在河南游幕期间，每到一县，他总是细致“考察其山川、道路、民情、风俗以及地方利病之所在”，并著《随轺日记》记录其间所见。文人出身，却一度受命兼掌地方军事，他也将其视作增益才干的难得机会。总办河南铸钱局时，他在研究的基础上著成《铸钱述略》一卷，专门阐述铸钱的相关专门知识，总结相关经验。

在韩国钧看来，“经世者何？农工商矿诸科学是也”。他对经世之学的理解似乎只囿于振兴实业，但这恰与当时列强环伺下“寻求富强”的时代主流话语相呼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派韩国钧东渡日本考察农、工、商、矿等“实业中事”三个月。在日本的见闻令韩国钧十分感慨：“所谓兴盛者，在民不在国，在实不在虚。”归国后，他著成考察报告《实业界之九十日》公开出版，书中不仅逐日详细记录见闻、感悟，还附有大量照片及自绘图表。

韩国钧一生见闻丰富，交际广泛，与张謇、周学熙等实业人物往来甚密。其经世思想的成熟，实务才干的增长与此也颇有关系。韩国钧与张謇年龄相仿。谈到与张謇的交往，他说：“张君季直提倡实业，南通赖之以兴，余所素佩，历商地方事无不浃洽。”据《止叟年谱》记载，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就曾亲赴南通与张詧、张謇兄弟商议实业事宜。此后，他与张謇书信来往频繁，总计不下百余通。韩国钧常以书信与人探讨实务，友人陈陶遗就曾在信中向他申明振兴农业的重要性：“当此时会，亟宜提倡农利，随应世界之潮流，亦免外人之觊觎。”与其一同兴办垦业时，张謇去函建言：“垦业宜计远大，不宜争目前近小之利以自病。”

主要实践

传统士大夫往往十分在意儒家所谓“三不朽”理想的实现，一直到晚清仍是如此。即便只是“寒士”，江南士人王韬也始终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重要的人生追求。立德、立言都倚重个人修养，而“立功”则在努力之外还需仰赖机遇和处境，所谓“功以时位而成”。韩国钧生逢大变局时代，又志在经世，以1925年辞官为界，无论是此前作为“才长心细，通达时务，堪膺期任”的良吏,还是此后乡居“绅权最重”的江苏，他都建立了相当令人瞩目的功业。尽管在他看来，“经世之学”似乎只指农、工、商等实业，但若究“经世”之本意，举凡为政、教育、实业等皆为其经世实践的重要内容。

科举入仕是传统士人施展抱负，践行责任伦理的必经之路。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应大挑（清朝针对部分举人的一种选拔任官制度），得一等，分发东河任知县，直到1925年辞官归乡，韩国钧在吉林、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辗转为官，宦海沉浮近40年，内政、外交、军事、司法无不涉及。每履一职，他总得到诸如“为政勤而耐烦，尤明于听断”之类善评。他自陈心志：“余自州县起家，自顾无一长，但事事求尽良心上之责任。”正是勤勉爱民的责任心使他“既与尸位颟顸之官僚异其趣，亦与乘时倖进之政客殊其趋”。

作为江苏人，两次主政江苏无疑是韩国钧政治生涯中颇为重要的经历。1913年9月，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江苏民政长。为推动运河治理，他召开江北运河会议，筹措赈款，不久调任安徽后，依然力促此事。韩国钧第二次主政江苏是1922年7月任江苏省省长。在此期间，他宵衣旰食、日无暇晷，以至“连月焦老，寝食俱废，精力不自支”。他常自省为政举措是否于“国计民生”有益。可见，他将参与政治视为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有效途径。

尽管对传统科举考试颇不以为然，韩国钧还是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年游幕期间，他就多次任书院掌教。在日本考察时，他进一步认识到“（我国）民智未开，宜筹教育普及”“日之兴在教育，教育以实业为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韩国钧作《中国新学学人姓名表》，上呈热河都统锡良，在其中提出了对新学人才“不拘资格而位置之”的进步观念。1914年，韩国钧以江苏民政长的身份委任江谦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重视“实科”教育。另外，他还力邀已经辞职的黄炎培继续担任江苏教育司司长。

韩国钧尤其重视实业教育和平民教育，任河北矿务局总办期间，他呈请河南巡抚在清化镇设立农务学堂，次年蚕桑学堂，令各县选送学生。他又创办志学会，以选拔新学人才。他不禁感慨：“在昔闭塞之地，亦颇有识微见远之才。”1915年，在安徽巡按使任上，他于安庆府署旧址设立“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旨在培养工业人才。主政江苏时，他常出席各学校、知识团体的各类活动，初任江苏省省长时，就陆续到访法政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华教育改进社、科学社等。1924年，他在河海工程学校毕业礼上演讲称：“工程之良窳，视学术之深浅，则河海工校之重可知也。”同年，他在家乡创办“泰县端本女子小学校”，首开当地女学先河。

在韩国钧看来，实业是“经世之学”的核心。因此，他“于农、工、商、矿各实业，靡不殚心研究”。韩国钧第一次掌管实业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河北矿务局总办，主持与英商福公司的矿务交涉，既维护了国家矿权，又最大程度争取民众利益。“世人赞余外交手腕之能，而乌知其中经历可惊可骇之波澜，不可数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又兼任矿政调查局总办，多次勘察河南省内煤矿、铜矿。宣统年间，他受命担任专司振兴实业的奉天劝业道、广东劝业道等职，积累了丰富的实业知识和管理经验。

韩国钧“以提倡农、工业有名于时”。在推动江苏社会建设上，他与倡导“实业救国”的张謇齐名，并称“韩三张四”。1923年初，韩国钧出任江苏教育实业联合会会长，在省公署内召开教育、实业联合会，教育界名流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以及实业巨子荣宗敬、阮崇节等悉数参会。1922年底，受棉纺织业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张謇的大生纱厂出现资金问题，濒临破产，只能写信向韩国钧求援，希望他将之“视为地方及本身最重最急之事”。韩国钧听闻，商请财政厅厅长严家炽拨款20万元予以资助。张謇在复信中评价称：“自非挚爱国家也，不能为此援助，不仅故交风义也。”

韩国钧对农业也多有关注，且颇有科学眼光、规划意识。1914年，他在江苏省农会演讲称：“比年以来，饥馑荐臻……鄙人服官桑梓,心窃忧之，下车伊始即依据前农林部颁行农会规程，督率各县组织农会，盖将考察各属农业状况，研究土质、气候，为吾农民谋幸福也。”主政安徽期间，他曾计划在皖南改良农业，皖北改进茶务，长江沿岸植树造林，滁县创办畜牧数艺。1919年，韩国钧集资在安丰场创办规模庞大的泰源盐垦公司，开垦苏北沿海滩涂，组织生产食盐。盐垦公司的兴办，大大加速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他还认识到“吾国渔业全未发达，国家大利所在，中央亦未及筹”。为保护渔业生产，1935年，他与其子韩少石在黄海之滨的弶港建立“东弶渔团”，以对抗河匪侵扰。渔民为他建立长生祠，并立碑录其事。

为官数十载，韩国钧始终以“有益于国计民生”为念，在教育、实业方面尤其用心，而对官位升迁不以为意，对党派斗争十分厌倦。晚年辞官乡居后，他“一方面办理地方上事业，一方面卖字来赈济”， 仍旧志在社会建设，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与敌伪势力的斗争中病亡。

余论

有学者提出，“经世”观念应分为“治道”“治法”两层。以此而论，无论是作为“能吏”还是“贤绅”，韩国钧的经世观念显然偏于“治法”层面。从韩国钧的思想世界来看，其强烈的经世情怀与儒家传统密不可分。他是接受儒家正统教育成长起来的，至于实用的行政、科学知识，则更多来自后期的实践经历及调查研究。从阅读史角度看，他喜读欧阳修、曾国藩、胡林翼等儒学名臣的作品，晚年也醉心于佛经，对万松老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议论颇为推崇。他的神道碑铭中对其“处为纯儒，出为名臣”的评价堪为允当之论。

从“士不可以不弘毅”到“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传统对士人一直有“经世济民”的责任伦理要求。到了清朝嘉道年间以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多重压力，士人的责任感自然更多地关切到所谓“救弊”“济时”的问题。韩国钧时常将他为政、办实业、兴教育等与“救国”“利民”联系起来，而对功名利禄不甚在意，对政治斗争十分厌倦。

韩国钧曾记载一个梦，梦中人对他说：“功名者，机会为之也。机会不常，有时人赴机会而来，有时机会亦赴人而来，吾但行吾素而已。”他将其记录下来应是有所触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待功名的真实心态。要实现儒家“立功”理想既然依赖机遇，而机遇无常，那不如坚定自己的行事准则，在他那里就是“于国计民生有益”。遍览其年谱、自传，不难发现，韩国钧时常因对所处环境不满而提出辞职，甚至“不禁有出世之想”。这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是以能否造福社会为进退、出处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具体的人在思想认识上往往是鲜活、丰富而富于变化的，“经世者”不一定纯然如此、始终如一，也未必全然没有出世愿望。

（方华康，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