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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宋摹本）

苏联学者巴赫金曾说，中世纪欧洲的狂欢节是非官方的和非宗教的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在这里，人们僭越的欲望可以得到暂时的表达和发泄，已确立的等级秩序被片刻地颠覆，被禁止的快乐可以暂时地放纵。从巴赫金对狂欢文化的定义来看，唐代的寒食清明节（在唐代，清明节属于寒食节的组成部分）无疑也具有类似的属性。

众所周知，在唐代前期，城市中的宵禁制度极为严格。平常之日，夜鼓之后，市坊闭门，百姓不许在街道上行动。据《太平广记》记载，天宝十二年（753年）冬，住在长安布政坊的张无是“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直到“鼓动”后夜禁解除，他才得以回家。张妻见丈夫不归，一晚上诵经不眠，担心他因“犯夜”被惩处。宵禁之严由此可见一斑。通常来说，一年中只有正月十五前后几夜，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若违犯宵禁，就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唐律疏议》载，如果坊门皆闭，禁止夜行之后还强行外出，则“笞二十”。

然而，在寒食清明节，洛阳民众却不断违犯宵禁令，掀起一股踏青郊游的热潮。唐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诗云：“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诗歌描绘的是某个清明日，雨过天晴，洛阳城中到处纤尘不染，清新明丽。春风吹拂着河桥，游人在河边桥上推杯换盏，啜饮美酒。黄昏时城里击鼓戒严，但游人却耽于踏青，全然不顾忌戒严的鼓声。“千门万户掩斜晖，绣幰金衔晚未归。”（皮日休《洛中寒食二首》其一）出城踏青游玩者亦流连忘返，至晚不归。“良辰更重宜三月，能成昼夜芳菲节。”寒食时节，百般红紫斗芳菲，良辰美景岂可辜负？“今夜无明月作灯，街衢游赏何曾歇。”洛阳民众白天赏玩犹嫌不足，还要以明月作灯，夜游街衢，以畅其怀、快其意。乘车马出城夜赴龙门游赏者也是络绎不绝，“南有龙门对洛城，车马倾都满路行。”“纵使遨游今日罢，明朝尚自有清明。”（以上诗句见王泠然《寒食篇》）一城之狂欢如斯。

此外，民众上墓时的宴饮作乐之举也呈现出浓郁的狂欢色彩。拜扫坟墓，祭奠先人，理应悲戚肃穆，但“一代唐人毕竟风流，他们并没有让拜扫的一阵悲恸冲散纵情享乐的兴会雅致，在普遍意识中，仍将寒食清明看作愉快的节令、心底奔涌着欢乐的激流”，早在初唐时期的寒食节，民间上墓活动就出现了“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的情况。此风愈演愈烈，至唐高宗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颁布诏令予以禁断：“仍令州县捉搦，勿使更然”（《唐大诏令集》），但效果并不佳，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娱乐热情。盛唐时此风愈加盛行，“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阙……及寒食上墓之时，亦便为宴乐。在于风俗，岂成礼教！”（《册府元龟》）对于此种有悖礼教的做法，唐玄宗自然也不能容忍，先后几次下诏予以禁断。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唐玄宗在允许寒食上墓的敕令中明确规定“不得作乐”。（《唐会要》）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丁酉，唐玄宗又颁布诏令予以重申：“自今已后，其缘葬事有不依礼法者，委所由州县并左右街使严加捉搦，一切禁断。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在决一顿。”（《册府元龟》）惩处可谓严厉，但其成效亦可想见。

不仅如此，寒食节的宫廷杂戏表演也出现了狂欢化的倾向。据《旧唐书·文宗纪下》载，大和六年（832年）寒食节，唐文宗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寒食节赐宴之时，在庄严端肃之地麟德殿——唐德宗以后诸君王举行御前会议的专门地点，竟然有杂戏人弄孔子来取悦君臣。杂戏人究竟搬演什么剧目而使文宗龙颜不悦，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将艺人驱除出去的举动来看，这次演出对孔子的侮渎无疑使统治者不能容忍。实际上，受宫廷中讲经论难之风影响，这种弄孔之伎恐早已戏侮有加、谐谑无忌。专精此业的杂戏人显然上下皆知，不避忌讳，因而才敢在节日赐宴时调弄。杂戏人弄孔子能于宫廷内宴中演出，以供侑觞取乐，则民间弄孔子必极盛行，恣意嘲讽戏弄，亦较之为烈。

节日的狂欢给唐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暂时从繁重的劳动和琐事中解脱出来，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如意，暂时抛开现实中官民分野、利害冲突，在节日喜庆所缔造的有限时空和文化氛围中，尽情地享受他们平日所不可能享受的一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唐代民众而言，节祀之际的欢腾只是他们“无穷劳碌的间歇，沉重跋涉的小憩，过量付出的些许补偿”，不过是为疲惫的身心造设一片仅供暂栖的绿荫而已。

（作者：马荣良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