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敦本堂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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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秀才叶调元，在清道光年间曾长期流寓汉口，有感于武汉三镇的市井百态及风土人情，他写下了堪称近代武汉风情画卷的《汉口竹枝词》，分别从地形地貌、房屋建筑、商业情形、民俗风情、灾难状况等方面，描绘出一幅幅具有写实意味的清中期汉口生活画面，为后人研究近代武汉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在他的292首汉口竹枝词中，有一首生动刻画了近代武汉长江、汉水水上救生的场景：“大江浪起白头鲜，划子随风一叶颠。数只黄旗桅上挂，往来游弋救生船。”这首竹枝词描绘的便是敦本堂红船水上救生的生动情景，敦本堂亦是近代武汉首个民间水上救生善堂。

武汉早期的官方水上救生机构

清政府把社会慈善事业作为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下诏，要求各地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及孤儿。武汉位于长江中游，自明末清初以来，得水运之利，商贸繁盛，码头众多，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长江流域城市之一，但滔滔长江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分割为两江四岸，江上没有架设桥梁，人们过江全靠渡船摆渡，这里经常发生船覆人亡的悲剧。

为应对长江、汉江上频频发生的沉溺事故，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下旨：“湖广地方，三湘七泽，水势汪洋，凡有应设救生船之外，著该督抚确勘，照江南一例办理”，并建立官方的水上救援机构——救生局。据记载，最早的救生机构于1676年创立于宜昌，到1750年，由官府在全国建立的水上救生机构有268个，其中67个在湖北。

根据上谕，武昌、汉阳各在沿江险段迅速设立了救生船，救生船仿照内河战船形式修造，长三丈八尺，宽二尺二寸，构造轻巧，到1750年时湖北已配置了67只。为有别于其他船只，救生船的船身、船桨、船篙均被漆成易于发现的红色，故俗称“红船”。船上配备了专门的救援人员，他们都熟悉水性，掌握一定的水上救生技能，担负着长江、汉江救援倾覆船只和溺水人员的职责。

敦本堂在晴川阁畔建立

作为我国传统的民间慈善组织，最早于明末就已在江南的部分地区出现，当时称“善会”或“同善会”。入清以后，善会发展出了善堂，据美国著名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William T.Rowe）所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记述，汉阳县于1823年就建起了第一个善堂——敦本堂。其后，善堂作为“一种新颖的、正在孕育中的、富有潜力的机构”，经过长达72年的发展，“到1895年左右这个城市已有30多家新式善堂”，遍布汉口的每一个街区，“在居民密集的某些街区，如存仁巷和仁里巷，还有不止一个善堂”。善堂由民间人士建立，主要为城市社区提供包括救生、丧葬、消防、施粥、医疗卫生、义校等公益服务。罗威廉认为：“民间善堂的最后出现，符合长期的发展趋势……反映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正在孕育之中。”

长江险段极多，官方屈指可数的救生船远远不能满足宽阔的江面上救生的需求，这就促使了武汉民间水上救生善堂的应运而生。来自汉口盐商社区的胡晓岚，则是促成敦本堂诞生的重要人物。胡晓岚，江苏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嘉庆、道光年间，他在汉口经营了许多年利润丰厚的盐业之后，把家族生意交给儿子胡元打点，自己则长期侨寓汉口，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武汉长期受水患之苦，胡晓岚多次赈济灾民，施衣物、药草及食物，口碑甚好。他久居汉口，眼见大江之上船覆人亡事故频频发生，官府的救生船只、设备根本无法扭转救生局面，道光元年（1820年），他在地方绅商尤其是其盐商同事中牵头集资“设局置船，为救生会所”，筹办武汉民间救生善堂，这一善举得到了汉阳知府沈葆祥的大力支持，并获免捐税许可。经过3年的筹备，道光三年（1823年），武汉第一个民间水上救生善堂“敦本堂”在汉阳古晴川阁左侧江边正式建立。对敦本堂的建立，《续辑汉阳县志》有如下记载：“敦本堂在晴川阁左，道光三年（1823年）绅商捐建，时以江风浪险恶，船多覆溺，特设救生船只数只，无风则泊晴川阁禹公矶下，有风则游弋巨浪中，遇有不测，驶往拯救。”

敦本堂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一份正式的敦本堂章程，明确规定敦本堂将独立经营自己的救生船，不与已存在的官办救生机构发生关系，也尽可能避免与后者经营的“业务”发生重叠，可以拒绝任何衙门职役提出的非法捐税，或以其他方式妨碍救生船运营的要求。章程还规定了其他诸多事项，包括对救生船夫的行为规范、激励和约束条款。据专家考证，汉阳敦本堂救生局既是近代武汉第一个水上救生善堂，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之一。

敦本堂的救生及善后事宜“历由绅首经理，官吏不得过问”。当时的湖广总督周天爵对民间善堂十分赞赏，认为“善堂以助人救人为务，故管理之责甚重。若以其责委诸衙役无赖之徒，终必贻害无穷。惟士绅愿受委亲承其事，督其责，方可济事。若此，则善举非必出于官，民即自成之。此举合乎大义，本督甚德之。”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晴川阁南侧所立之敦本堂石碑，高3米，宽1.5米，由两块石碑镶嵌而成。一块面对长江，为“敦本堂题名碑”，青石质地；另一块紧贴其后，为“敦本堂碑记”，为整块白松石雕成，十分罕见，二者合称敦本堂碑。20世纪80年代重修晴川阁时，敦本堂碑被从地下挖出，立于主楼南侧。

敦本堂下设救生局，配救生红船4艘、义渡船2艘、救护划子20艘，在汉阳晴川阁江边建起专用的敦本堂码头。码头江畔，竖立起高大的木牌坊式门楼，中间悬挂“敦本堂码头”匾额，左右分别挂“积厚”“流光”牌匾，其上有飞角翘檐，颇具气势。牌楼之外，终年停泊着救生船只，人们通过架设在船头与驳岸之间的跳板上下，十分方便。

救生船桅杆上悬挂“敦本堂救生”字样三角黄旗，派人日夜随船驻守，抢救遇险船只或溺水的人，并提供激流义渡。若江上起了风浪，敦本堂即派红船在江面上往来巡逻，随时准备救助沿江翻沉船只和溺水人员。敦本堂设置了临时住所，用于安置获救灾民，向他们免费提供粮食、衣物、药品。对于打捞上来的遇难者遗体，敦本堂会提供义棺，棺殓后安葬于五里墩、七里庙、十里铺、梅子山、龟山等地的义冢。

夏季汛期，洪峰迭至，江水猛涨，水流湍急，在两江四岸摆渡的渡船停止营运的时候，敦本堂为缓解人们过江难的问题，特意安排了义渡船，往返摆渡过江民众且不收分文。敦本堂招募的救生船夫，必须具备水性好能吃苦的条件。为规范救生船夫的行为，敦本堂制定了严格的奖惩章程，对勇敢赴险救生者、恶劣天气救生者论功行赏，以鼓励褒扬行善之举；对在施救过程中不幸遇难的救生船夫，则给予丰厚的抚恤；对雇员从事某些不法行为也有相应的惩罚细则。敦本堂在开办之初的几年中，就取得了很大成功，赢得民众赞誉，后逐渐发展壮大，在武昌城外还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开展工作。

带动近代武汉水上救生善堂发展

敦本堂这个纯粹由民间商绅发起并运作的水上救援组织，为近代武汉的水上救生及慈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但开展水上救生，还进行了多项社会慈善活动，如历年举办施送寒衣饥米、恤孤济贫、施送板棺、送药施茶等多项善举，深受百姓欢迎，口碑载道。敦本堂“这个机构虽然地处汉阳城外江汉汇合处的晴川阁附近，但实际上它与汉口的联系比与汉阳城的联系更密切，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当地各码头运营的救生船，对运输繁忙的商业港口（汉口）的影响，显然要比对武昌与汉阳的影响要大得多。它的捐款，大部分都来自汉口的商人”，所以敦本堂在汉口的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影响。至于敦本堂的水上救生事业，据《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记述，在敦本堂建立之初的16年间，共营救落水者4132人，打捞尸体近7000具。

在敦本堂的带动及地方官府的倡议下，近代武汉民间水上救生善堂方兴未艾，并得到长足发展。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江夏（今武昌）、夏口（今汉口）的衡善堂、益善堂、永安堂、敦实堂等善堂也都备有救生红船，在长江、汉江二水分段游弋，或停泊激流险段，遇险施救。这些水上救生善堂基本采取自治方式，因太平天国之后，有些善堂出现管理者腐败、以公谋私现象，故官府有参与审核的权力，对善堂的资产、账目进行审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吏无权过问，善堂拥有完全的自行权力”，而为了体现善堂的社会公信力，善堂也必须向社会公布账目，增加透明度。

到了光绪年间，在武汉长江、汉江流域，除了衡善堂、益善堂、永安堂、敦实堂等善堂从事水上救生，还有培心堂、培元堂等民间善堂分段从事水上救生活动。在长江湖北流域进行水上救生的，另有湖北的沙市救生局、峡江救生局以及黄冈的培心堂等。建立于1882年的济生堂，也兼营水上救生业务，其救生服务范围主要是那些被其他机构忽视的地方，如后湖、玉带河及汉口其他受到其背后的内陆洪水威胁的地方。直至民国初年，武汉江河水面上仍有敦本堂、敦实堂、济生堂、永安堂、普华堂等民间善堂设有救生红船，其中以汉阳敦本堂最为活跃，其水上救生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日军对武汉实施轰炸时才停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水上救生开始由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水上巡防队承担。2010年5月，带有志愿团体性质的武汉水上救援队成立，2015年6月改称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在武汉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数十只水上救援队伍、近2000名救生队员活跃在武汉三镇的各处水域，武汉的水上救生揭开了新的篇章。

（李笙清，作者单位：武汉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