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7日，上海当代博物馆，蔡崇达做客思想湃。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实习生 彭致恺 图

1982年出生的蔡崇达，先后供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就成为《周末画报》新闻版的主编，3年后又成为《GQ》中国版报道总监，这是《GQ》17个国家版本中最年轻的报道总监，2013年他又创办了自己的男装品牌。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写作者的身份，2014年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集《皮囊》，上市仅3天就加印。

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年少得志的典型，在3月27日做客由澎湃新闻、《东方早报》联合主办的“思想湃”活动上，却谈起了失败和挫折。蔡崇达觉得，失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太多人在聊成功，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听到，‘你听我的话，一二三步你就成功了。’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更需要突破对成功学的迷信。”

求职被拒，半夜溜进杂志社交选题

“你们看我简历，会觉得蔡崇达好像是挺厉害的，但是故事从来都是从正面讲的，其实每一个明面上的好结果，背后都经历过失败。”

从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蔡崇达的第一份工作是《新周刊》记者，相比于同侪，起点颇高。但像大多数的应届求职者一样，他的求职之路也曾屡遭失败。

当时正在读大四的蔡崇达，决定去北京求职。父亲的重病，给他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他找到系主任商量，先欠着大四的学费，然后带着自己攒下来的4475块钱，买了张火车票前往北京。

“我一定得去北京，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想实现得在北京。”

他花了60块钱作了三份简历，软皮包装，配上了写真照，还附上了很多大学时写的文章，足有60多页。然而这样精心准备的简历在面试主编的眼里停留不过3秒钟。

“对不起，我们不招应届毕业生。”

“特别不招那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我没空，我很忙”。

然后第二家、第三家……都是打开合上。

到最后一家他很崇敬的杂志社，面试主编要合上他的简历时，蔡崇达说，老师您不看一下后面的文章吗?对方说，不用看了，我们只招北大清华的。

蔡崇达也生气了：“一本试图以国家为自己，以社会为自己的责任，一本试图看到未来，看到世界可能性的杂志，竟然是以这么狭隘的观点来招人?”然后他被保安请出了那家杂志社。

为了这次北京求职，他已经不顾家人反对放弃了老家和大学里的工作机会，现在似乎只能接受失败的结果。“但是我不承认，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失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也有点怄气。”于是他在沙县小吃里，写了觉得那家杂志社最需要的3个选题。然后在晚上回到杂志社，避过保安，一路摸黑溜进去，把选题放在了那个主编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当蔡崇达拿着去往广州的火车票来到北京站时，电话响了，那是个主编，说3个选题都很好，留下来工作吧。然而看似温和的他，却直接说我不去了，《新周刊》也要他，其实并没有。他知道他抓住了杂志社的需求点，就是永远需要好的选题。

“我相信既然自己能搞定这家厉害的杂志社，《新周刊》我也一样可以。”然后他见到了当时《新周刊》的主编，当对方看完简历准备合上时，蔡崇达递上了几个有针对性的选题——“嗯，很好，留下来吧。”

尽管最终求职成功，让他短暂告别了失败，“但是我那个叫失败的朋友，它就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看着我，让我时时警惕自己，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被它扑倒。你得承认，你一辈子都要和它相处。”

父亲去世，让他体验到最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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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达说，死亡是绝对的，抗衡不了的，唯一能跟它抗衡的，就是拼命地珍惜。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实习生 彭致恺 图

相对于求职路上的短暂失意，父亲的去世，让蔡崇达经历了人生最惨烈的一场失败，一次绝对的失败，这也是《皮囊》一书的写作源起。

高三时，父亲得了心脏瓣膜脱垂症，左半身偏瘫，蔡崇达了解到，只有当时美国发明的纳米镊子才能救治。所以他在读书时就想法设法地赚钱，后来是拼命地工作。但等到攒足一笔费用时，父亲却走了。

他爬到杂志社的楼顶，愤怒地骂，觉得凭什么自己这么努力后，还是这样的结果。但当他回家给父亲办丧礼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最失败的地方不是没能拯救父亲的身体。

“我躺在他的床上，看到床头他贴着我的大头贴，上面的脸都被他摸白了。”然后姐姐哭着骂他，弟弟你从高三到现在，这九年时间你陪了爸多少次。“我姐的话彻底击溃我了。就等于说我这九年的努力，是一次巨大的失败，而且是不可改写的失败。”

蔡崇达说，这种失败感和愧疚感统治了他将近三年多——“看到有人拄着拐杖，身影很像我爸，我就会嚎啕大哭的那种。”这种愧疚感让他写了《皮囊》这本书，他希望把“珍惜才是这个世上最重要的能力”这个讯息传递出去。

“人一生下来就要面对生老病死，无法回避。死亡更是绝对的，抗衡不了的。面对这种彻底的失败，我们唯一能跟它抗衡的，就是拼命地珍惜。”

失败感是好事，成功学式的理想才值得怀疑

除了生老病死那种不可抗拒的绝对性失败，蔡崇达觉得，人们更常体验到的是相对的失败，也就是挫折，用他的话讲，是“内心骨折”。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挫折是好的，因为那意味着你对现实有更好更高的期待。

蔡崇达的一位大学同学，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拼命学习，不谈恋爱，也不出去玩，后来考上了厦大的博士，毕业后本想一展宏图，然而进入职场后却并不顺利。“他在一家日企日复一日地这么过，想挣脱，又觉得挣脱不了。他一度问我，是他的想象错了，还是这世界错了。”

“我们80后一度觉得世界是在无限扩展的，但实际上窗口却正在关闭。内心的日益膨胀碰上现实的利益收缩，这种撞击，会造成内心的骨折。”

只要有理想，就一定会伴有挫折和失败。而更多的时候，蔡崇达说，很多人的理想是借来的。“有些人跟我说，‘蔡老师我好想当作家，但我好痛苦’，我说如果你是真心喜欢写作的话，写作本身就会给你带来快乐。其实他的作家理想，是一个二道贩子的理想，不是从内心滋长的期待。”

蔡崇达曾经和白岩松一起做一档《岩松看美国》的节目，他们在科比母校外的一家牛排店遇到一个女服务员。聊天中，他们得知这个姑娘曾经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她原本以为这就是自己的梦想，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喜欢打球，反而是与人打交道、聊天更让她感到快乐和充满价值，于是这个姑娘放弃了职业联赛，来到这家牛排店打工，慢慢晋升为餐厅的合伙人。

这让蔡崇达很有感触，明白借来的理想和真诚的理想始终有差别。“想出书不是一个真诚的理想，真诚的理想是我想写作。其实很多人所谓的理想和梦想，都是一个设定的成功学的目标。”

让蔡崇达感到高兴的是，现在他那位同学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期待，在鼓浪屿开了一家从中学时代就在念叨的咖啡厅。“不一定赚钱，但是赚钱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定义。我们这一代人要突破那种对成功学的迷信，找到自己真正享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