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六更曾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他早年打梆警世，唤起民众觉醒，晚年办报醒世，宣传民主共和，受到蔡元培等人的高度评价。他的事迹至今鲜为人知。

少年壮志

关于李六更的身世，在宝坻文史资料和《京华奇人录》中有专门的文章，其题目为：“击柝警世之怪杰——李六更”，文中提到李六更于1864年出生在天津宝坻县广孝里西寨村一个比较富裕的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李上梦是一位开明人士，对李六更从小就寄予厚望，倾尽家力供李六更读书。李六更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十几岁时就考中秀才，青年时又在乡试中崭露头角，后通过科举被委派到东北吉林某县任七品官。李六更受到当时革命新思潮的影响，目睹官场黑暗，不甘心苟且之温饱，毅然辞官还乡。据宝坻文史资料记载：李六更曾自述其志说“舍政界而就社会，不做官而为公民……开导人民之智识，尽我一己之天职，保我国家之图存。”

(资料图)

李六更带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心情回到了宝坻。回乡后曾自拟了一副对联，联云：“祖国求强，合群存心；以信做事，用诚待人。”横批是：“大处着眼”这种“大处着眼”的胸怀是李六更后来打梆警世和办报宣传革命的思想基础。

1902年，李六更来到北京，结交了廖仲恺、蔡元培、张继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并一起组织演说团，办报救国，对政局和国内外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只有推翻清政府中国才会有出路，于是他决定实现自己“唤起民众”的理想，从自己做起，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使人民觉悟。

打梆警世

李六更每天清晨奔走于北京各繁华处，打梆演讲，根本顾不上家。后来，李六更通过蔡元培的引荐结识了孙中山，并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组织，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直到去世。

李六更积极参加民主变革的做法，得到了父亲李上梦的全力支持。李上梦曾训诫李六更说：“吾儿救国，欲打梆警世，甚好甚好！但汝不愿为官，愿为真正国民，千万不可要人家的钱，要钱就无好名誉，出言无足轻重，又何能持梆宣讲感化人哉！”李六更谨遵父训，清白为人，父亲直至临终还嘱咐李六更“勿为势利所动，勿为富贵所移”。有了父亲的支持，李六更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更加坚定。

李六更与廖仲恺交往甚密，曾与革命党人一起组织演说团在繁华地区演说，宣扬反帝反封建思想，当时李六更夫人和廖仲恺夫人都怀有身孕，于是俩人商定在孩子出生后，起名字时都要有个“醒”字，后来二位夫人都生了个女儿。廖仲恺的女儿叫“梦醒”，李六更的女儿叫“醒初”。

李六更把在中国普及教育视为“改良社会之基础”，极力宣传教育能使国民“受良好之感化”，是“播文明种子于大地”，传播知识，强国安民的有效措施。他主张“吾国当务之急”，要“提倡女学”，女子为我国人口的半数，无论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姊妹、为人子女，都应与男子共聚一堂，“女子不兴，在半数之国民为不开化”。他认为，非实行家庭教育，不能使儿童受到良好启迪，培养出一代优秀国民，而这个重任，“舍女子莫属”。

李六更对女学身体有行。早年他曾在家乡办过一个“女子班”，招自己的亲属女子入学，由自己任教，后来受封建势力的排挤，他被迫出走，走时还带着自己的妹妹，千方百计让她知书识事。

李六更对袁世凯的专制疾恶如仇，他大白天手提灯笼，在天桥大街上行走，人们围过来问他何故，他说：“世道太黑暗了，这地方我看不见人，尽是鬼。”北洋军阀政府却被李六更的梆声深深刺痛了，他们曾以“扰乱民心，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发布告，并勒令他永不得击梆，不然就要长期监禁。为此，李六更多次上书警察总监吴镜潭，申诉击梆道理，他义正辞严：况欲救祖国于危亡，敢不舍身，尽我一分子国民之天职且死而后已焉！

办《六更公报》宣传革命

1917年，李六更已53岁，他仍天天出入在大街小巷，不是打更就是演说，极其辛苦，身体渐渐瘦弱多病，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出去了，但他执意不肯。蔡元培等人很关心他，便劝他可以改变一下方式，改办报纸，以报代梆，以便更能唤起大众之心声，也有少些辛苦。李六更欣然从之，接受了蔡元培的建议，于是办起了《六更公报》，蔡元培为他题写了报名，并热情地用“孑民”为笔名，为《六更公报》写了发刊词，高度赞扬李六更的梆声是“造成中国这头睡狮猛醒的其中一因”。文中说，辛亥革命五年以来，中华民国的内容进步不多，困难重重，“似乎这狮子一醒之后，重又睡去，所以六更的梆声，仍不可少。但是，李先生年高了，打梆也太辛苦了，且梆声达到的地方究属有限，我们同人，劝李先生用笔代梆，发行报纸，所以有此六更公报。从此识字的人无论住在何处，都可日日看报，看了又可传告不识字的人，便是人人日日都听到六更先生的梆声，这睡狮就可以奋然起来，不再睡了。”

实际上，《六更公报》是在蔡元培等一批革命志士的建议下诞生的，其宗旨是唤醒国民、反对列强，反对封建专制、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目标。

《六更公报》出版的同时还出版了一份画报，定名为《醒觉画报》，出版时发表声明：画报宗旨是以改良社会道德，增进人民知识为宗旨。

《六更公报》每日六版，有“时事新闻”“社说”“演说”“本京新闻”“社会指南”“时评”“谈业”“广告”等专栏。

李六更是报社总经理，也是报纸主要执笔人，他常用“六更”“风风”为笔名发表社论、评说、时评，在各个栏目中撰文立说，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伸张社会正义。他组织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利用这块阵地，向黑暗制度发出呐喊。他本人则放下木梆，拿起笔杆，不顾体弱多病，奔走呼号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东安市场、前门外、天桥等处，告诉同胞们，不必风声鹤唳，惊慌害怕，“公理到底战败强权”“民主必将代替专制，自古复辟作乱的都没有好下场”。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之后，李六更便来往于京津之间，在街头作讲演，反对复辟清室的活动。李六更利用《六更公报》这个主要阵地，报道复辟军的动向，组织社会舆论，揭露张勋的种种阴谋。

《六更公报》所载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棒喝警世，宣传民主思想；宣传国情，提倡实业救国；兴办教育，提倡女子上学；抨击时弊，提倡新道德观。

李六更改打梆警世为办报醒世，较之以前未有丝毫懈怠，他把精力集中在写作上，大声疾呼。他在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中概括道：

六更之棒，是六更之心血也。

六更之棒，是六更之眼泪也。

六更之棒，是六更之悲声也。

六更之棒，是六更之喉舌也。

六更之棒，是六更之浩气也。

李六更相信，凭自己的大声疾呼，一定能够唤起民众，使人民起来与其他国家竞争，而现在许多国人都处在“迷梦”之中，首先要给他们一种动力，使之醒来。

《六更公报》成为李六更宣传革命思想的新阵地。他在报上发表自己和其他进步人士对时局的评论，措辞十分尖锐，为当局所不容。1917年6月29日，段祺瑞政府即下令查封报馆，通缉李六更。《六更公报》发行了仅一个多月，李六更也因此被迫出走云南。

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为了讨好革命党人，从中了解孙中山护法运动内幕，曾派人抬着银元给李六更送去，李六更拒绝接受，告诉来人请其转告唐继尧说：“我不是为钱而来云南，昆明穷人很多，我还用变卖家产的钱救济这些人呢！”李六更到昆明后曾组织乞丐约二三百人，动员他们参加护法军，用自己的钱每人发一件棉衣。

1917年，孙中山宣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恢复民元约法、民元国会，史称护法运动，李六更坚决拥护。李六更在云南想参加讨袁护法军。当时，李六更己颇有名气，云南督军唐继尧对李六更优礼有加，授予高级顾问职衔，并安排他在“水月轩”居住，又是送银又是送物，并欲在天津宝坻李六更老家建造“六更府”。这些都被李六更拒绝了。不久，李六更发现唐继尧实际上对孙中山阳奉阴违，暗中勾结北洋军阀，企图称霸云南，并极力排挤孙中山的护法势力。李六更于是在1921年离开云南，投奔正在广州的孙中山，一年后转居上海。可惜的是，李六更到达上海后便一病不起，于次年去世，时年58岁。当时孙中山正寓居上海，对李六更为宣传革命东奔西走的执着精神非常赞许，特派秘书戴季陶帮助李家操办后事。李六更的遗体用一具金丝楠木棺椁装殓，从水路护送到天津宝坻安葬。（李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