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企图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征服中国人民，以建立长久的、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历史惩罚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善良的南京人民面对侵略者的枪口与屠刀，不屈不挠，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英勇反抗斗争。

(资料图片)

南京市民面对屠刀奋勇抗争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即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持续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强奸、抢劫、焚烧，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之初，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对日军即将实施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南京是个久经战乱的城市，在清末民初数十年中，“城头变幻大王旗”，历经多次的战火燃烧与政权易手——从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到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入南京，每次战争虽都造成南京民众程度不同的人员伤亡与城市破坏，但从没有过灭绝人性的屠城与大屠杀。更何况已经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历史的发展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野蛮与蒙昧，进入文明时代，即便是国际战争，也有了经各国讨论、签订与遵守的国际法，尤其是保护战俘和平民的条约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日本政府也曾签字。因此，当日军进入南京后，中国战俘和平民百姓们虽对侵略军充满仇恨，但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停止抵抗。善良的他们相信国际公法会保护他们，相信日本军队会有起码的人性，因此，当日军践踏国际公法，践踏起码的人性，在南京城内外大开杀戒，疯狂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们，一批批倒下了。

鲜血教育了南京人民！面对日军世所罕见的战争暴行，广大南京军民在经历震惊、恐惧以后，终于醒悟，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勇敢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抗争。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成千上万战俘与平民时，都是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的：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着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入内，突然开火屠杀。在这时，觉醒的中国军民们，即便手无寸铁，甚至是被绳索捆绑着，即便是面对着侵略军喷射着死亡火焰的机枪，他们也呼喊着，前仆后继地奋勇冲上去，冲向敌人的机枪与刺刀，冲向那些灭绝人性的暴徒，进行最后一搏，直到倒下，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约两万名几天没有进食的战俘与难民时，就发生了日军意想不到的猛烈反抗。一位日军辎重兵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在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草鞋峡江边大规模屠杀数万中国战俘与平民时，中国战俘与平民不顾日军机枪的扫射，高喊着“夺枪！夺枪！”赤手空拳冲向日军，直至全部倒下。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采访过多位曾参加过这次大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官兵。他在其著作《通向南京之路》中，如实地记录了这些日军官兵所讲述的在草鞋峡集体屠杀中国战俘数万人的恐怖情景，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军民顽强拼搏的事例。第六十五联队陆军下士田中三郎（化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周围开始变得微暗时，在田中所在位置的对面，听说一个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虏弄死了。传达过来的警告说，“是他的刀被夺走才出事的，要警惕！”据田中推测，俘虏虽被倒背手反绑着，但并没有串联在一起，所以能够被另一个俘虏用牙解开。大概是有的俘虏察觉得苗头不对，而采取了豁出去的绝望行动。其他大部分仍被反绑着的俘虏不可能加入此行动。在一个日本少尉被弄死的事情发生后不一会儿，向俘虏人群一起射击的命令下达了。

中国守军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勤务兵唐光谱，晚年回忆他经历的在南京长江边被日军集体大屠杀的情况。这位九死一生逃出的老人说，当他与许许多多战俘被日军捆绑着押到江边时，对日军进行了最后的反抗：

求生的欲望使人们觉察到敌人要集体屠杀。我们相互用牙咬开伙伴的结头，准备逃命。人们还没有全部把结咬开，四面探照灯亮了，漆黑的夜一下亮得使人头昏。接着，江面上两艘轮船上的几挺机关枪和三面高地上的机关枪，一齐疯狂地向人群扫射过来。大屠杀开始了！

枪声一响，我和唐鹏程赶忙趴在地上。只听见许多人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枪声、口号声，许多人纷纷中弹倒下，尸体把我们压在底层，他们的鲜血染透了我衣裳。

1938年2月23日，《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中央社讯”，题为《敌兽行迭出，五百解除武装军士在京惨遭蹂躏杀害，活埋·淹溺·跌毙·火焚》，揭露了一起日军在南京以“新奇”的野蛮方法，虐待、残杀五百中国俘虏的暴行。这篇电讯还报道了中国战俘在最后关头与敌军搏斗牺牲的英雄壮举：“闻有数十军士知难免一死，等是一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至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有因之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云。”

进行复仇之战

还有许多南京市民和溃散的中国官兵，在极其困难与危险的环境中，以血肉之躯，与穷凶极恶的日军拼搏到最后一刻，进行复仇之战。

南京失守时，有一些被冲散的中国守军官兵，隐蔽在南京城内外的山野、废墟、尸堆或地下工事、房屋内，不顾连日作战的疲惫、饥饿与伤痛，不惧日军残酷搜寻与疯狂屠杀的危险，尽可能地重新拿起武器，以各种方式，对正进行大屠杀的日军官兵，实施袭击。就在南京完全沦陷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4日下午4时许，原坚守雨花台的八十八师残存的几名迫击炮手，从某处隐蔽的地方发炮，将炮弹打进了日军盘踞的金陵兵工厂，炸死炸伤了日军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第十四联队长井手龙男大佐及其手下10余名官兵。井手龙男是目前有证据可以明确证实的，在南京保卫战中被中国守军击毙的日军最高军阶的军官。

1937年12月17日，汽车司机梁志成被日军抓去运送弹药。他拒不开车。当一个日军军官用枪威逼他时，他猛地一拳打倒这个军官，然后扑到他身上，用双手狠狠地扼住他的咽喉。其他日军发现后，用刀乱刺梁志成。那军官狼狈地爬起来，向梁开了一枪。梁志成昏倒在血泊中，日军以为他死了，扬长而去。但梁志成没有死，苏醒后爬回家中，第二天终因伤重去世。

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午在《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中记载，在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

1938年11月25日，重庆《南京晚报》社出版部出版了署名“白芜”的《今日之南京》，记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及沦陷以后南京的悲惨境况，其中写道：一次，伪政府的汉奸通令南京民众持“欢迎皇军”的小旗，结队前往市中心大行宫欢迎新开到南京的日军。这时，一位老人，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振臂高呼孙中山的临终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因此惨遭日军杀害。还有一天，当中国空军战机飞临南京上空时，一位不知名的市民在市中心中山路的司法院旁，不停地挥舞系在竹竿上的被单，向中国战机指示日军军火库的位置，引导中国战机准确轰炸。后来，这位勇敢的英雄被日军宪兵队捕杀。

亲眼看到在日军的屠刀与血泊中，南京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饱含血泪，仍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地向侵略者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与自己人格的尊严，许多西方侨民都被感动了。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乔治·费奇在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未来如何？近期的未来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

坚贞不屈的南京妇女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她们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也最刚烈而感人。

许多南京妇女，坚决抗拒日军的强奸，宁死不从。据记载，“城内所有妇女因不愿或不堪敌之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日必数百起。”

日军进城后，一位年仅19岁的南京妇女李秀英，其丈夫是国民政府军队的军官，当时她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李松山以及一些难民，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12月19日，几名日军进入地下室，将她与其他十多名女性拉走。当日军要对其施暴时，这位勇敢的年轻女性进行了殊死的拼搏抗争。由于她从小跟父亲学过武功，一度打得日军哇哇直叫。最后，她被恼羞成怒的日军刺了39刀，昏死过去，被父亲送到鼓楼医院抢救，九死一生。她晚年回忆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点钟，来了六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到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军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 这天中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机握住刀柄，同日军拼搏。日军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日军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个人对付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但我紧紧抓住这个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戮了好几刀。最后，一个日军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日军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抬出去准备埋葬。当被他们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七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得到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的全力医治，才恢复健康。李秀英顽强地活到21世纪初。她多次以现身说法，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在李秀英老人生前，我曾多次采访过她，称她是南京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想，这是恰如其分的。

勇敢地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据日军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说：“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1938年1月25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在日记中记载，她听一个难民讲了这样一个事情：一户中国居民的家里，“兄弟两人，两人都有妻子，弟媳比嫂嫂好看。有一日兵去，他们招待他很好的，请他吃茶吃点心，以为他不会害这两妯娌的，谁知他还是要带弟媳走。这个弟媳很活泼，她对这兵说笑，同他好玩卖风流，又请他吃酒。这兵以为弟媳爱他，愿意同他去，等他吃多了酒，这弟兄两个就把这兵打死了，晚上抬出来甩在外面。次日一早，他们都跑到难民区去住。”这是中国难民奋起反抗日军暴行的一个事例。程瑞芳听了这事后，大为高兴，在日记中写道：“真好，打死一个出出气也是好的。”

1938年4月24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位何姓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受施暴的日军士兵的侮辱，毅然奋勇地杀死了这名日兵：“可能是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何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见那个日本兵醉了，就杀了他，并将他掩埋在防空洞里。一切都平安无事，但附近的一个孩子将消息走漏给了正在寻找这个失踪士兵的日本兵。那些日本兵去了何家，但杀了日本兵的何先生和全家都出逃了。他们捉住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惊骇之下大叫姓焦的人的名字，向他呼救。日本兵以此为证据，抓走了姓焦的人，并百般加以折磨。”

南京妇女李吴氏，一位小脚老太，深明爱国大义，坚决拒绝为日军带路搜寻中国兵，临难不屈。她的儿子李伯潜在1993年12月3日回忆说：在1937年12月13日，其父亲李宝如被日军抓走，在家中的母亲李吴氏“赶到门口，想看看动静，刚伸出头，就被一个日军发现，用刺刀威胁着强拉外出，逼其带路搜寻中国兵的藏匿之处，母亲虽然是个小脚老太，但深明爱国大义，临难不屈，与之反抗，并当即严词拒绝，致遭丧尽天良的日寇所恨，就向我母亲肚子上打了一枪，然后扬长而去。当时我母亲只觉一吓，跌倒在堂子巷口（现小船板巷口），她爬起来勉强走回家中。这时我父亲李宝如脱险回来，我母亲李吴氏斯时神志尚清楚，见面未及数语，日军又来把我父亲抓去。此时我母因枪伤发作，疼痛难忍，在地上滚来滚去，腹部肠子都流露在外，待我父亲再回来时，我母亲已去世矣，当时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战后，1946年12月3日，李吴氏的爱国行为受到国民政府内政部颁令褒扬。

一位全家被日军杀害的妇女，在身上捆满炸药，在中华门外板桥附近的铁道上，舍身炸毁了一列正隆隆开来的日军军用列车，车身被掀出轨道之外，几百名日军被炸死炸伤。

还有一位小学女教师，多次遭到日军侮辱，为了报仇雪恨，她设法搞到一支枪，藏在床下。当又有日军闯进其家时，她开枪打死5个日军，最后自杀。

这就是无数的善良、坚强、不屈不挠、决不向侵略者大屠杀低头的南京军民的人心！（经盛鸿，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