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7日，2016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会后被媒体追访。 东方IC 图

2月的香港，因为一场暴力袭警的闹剧，人们把目光聚焦到旺角街头。从去年3月的“反水客”事件到今年2月的“旺角暴乱”，香港社会的不平静给了人们更多追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的范徐丽泰也无疑成为那个常常被追问的人——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的香港团开放日当天，代表相继离场之后，她被媒体“牢牢”围堵在会场的一角。

“范太，对于这起暴乱事件你怎么看?”面对这个近来经常抛给她的问题，范徐丽泰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也给出了答案：“暴乱让香港社会的撕裂更进一步，对整件事‘我很痛心很遗憾’。”

对旺角暴乱“我很痛心很遗憾”

北青报：这次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发生在香港旺角的暴乱事件也引发不小关注。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起暴乱事件的影响？

范徐丽泰（以下简称“范”）：

对于这个事件，我立刻想到的就是它破坏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国际形象。这个对香港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文明、包容的大都会形象。

世界上各地的企业都考虑来港成立公司，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法治好，专业人才够，政府清廉，效率高。如果他们要想走进大陆的话，香港是一个好的起点。可是现在发生了暴乱，居然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产生了这么暴力的行为，无可避免地影响外来投资者的观感，影响游客的选择。我们内地游客的数目一路在下降，他们选择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去等等。和之前的“占中”等行为相比，这次的暴乱事件演变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是完全的暴力。

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香港发生暴乱，让社会的撕裂更进一步，所以对整件事情我是很痛心很遗憾。

北青报：事件的参与者都是什么人？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年轻人走上街头。

范：

在旺角暴乱的过程里面，现场忽然之间就出现了不少自制的盾牌、尖的竹竿等，新闻里也有报道，有货车运这些东西到旺角的街头去。试想，如果没有组织，这些货车怎么会运物资过去?谁在后面组织?

其中一个煽动这次暴乱的年轻人，他事后就躲起来了，结果警察在一个公屋单位内找到他，还在这单位内发现港币53万的现金。住公屋的居民，一般是收入少的，这个单位内为什么会存放着这么多现地金?要来干吗?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令人很自然地就想到，是不是后面有人在支持他们?甚至在煽动、组织他们?

一个年轻人在香港——一个就业率这么高的地方，他竟没有职业，他的不满情绪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煽动，被利用。

这一次的暴乱，看到在互联网上有不断公开呼吁下，很多人都去了旺角，成了暴乱的参与者。网上反政府、“港独”的言论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整天看着网上新闻的年轻人，就有一种想法，以为这个才是正路，要改变就这样做。其实我们看到警察抓到的，除了一些是年轻的大学生之外，其他大部分抓到的青年人都是没有职业的。

年轻人求改变却走错了路

北青报：事件背后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范：

有的年轻人觉得没有前途，在香港升迁的机会有限，内地的市场他又不熟悉，不知道怎么进入内地市场，薪水收入也不能在几年内买到房子。

以前的青年人觉得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就可以上去，就可以安居乐业，现在的年轻人就觉得机会很少，所以就不满现实。可是他们基本知识有限，又涉世未深。所以就以为类似“占中”“暴乱”的行为是一条路，其实他们要求的是改变，改变现状，可是改成什么样子，却很模糊，只有“口号”，欠缺实质。这个就是背后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人家误导的。回归以来，香港青年人对历史或国家现状的了解都非常缺乏。有的青年人的中国历史感、国家观念很微薄，所以才会叫出那些“港独”的口号。如果客观地去看，这些诉求第一是不可能，第二就是害自己。所以我希望做点事，让年轻人可以多了解一点关于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样想出来的东西不会太脱离现实。

要从城市管理角度反思“反水客”事件

北青报：去年的这个时候，香港社会似乎也不平静。多次发生的“反水客”行为加剧了两地之间的隔阂，对“水客”的矛头也指向了不少普通到港游客。什么原因导致港人这种激烈反应？

范：

为什么香港的居民这么反感“水客”?在香港拥挤，繁忙的地区，尤其在新界地区，他们摊放在地上的货物占据了公共通道。比如一个新界居民，赶港铁上班，没办法走过去，他们(水客)阻塞了道路，居民迟到的话，老板不会原谅的。所以居民心里面就很反感，这个是很自然的，换了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港铁没有去管理这条信道?是不是应该保证普通居民上下班道路畅通?所以这也是管理上不到位。

针对“水货客”，香港政府是有统计数字的，六成是香港人。一般市民没有这个概念的，自然地以为他们都是大陆人，“一签多行”，内地人拿了货回去，来回多次，运水货就赚钱。

这之后，“自由行”政策做出调整(向深圳市居民签发赴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一周一行”)，但是水客里面原本有六成是香港人，按照基本法规定香港人有出入境的自由，所以“水客”里面香港人的比例反而上升了。

从“反水客”开始，所谓的“本土主义”就开始名扬了。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所谓的“本土主义”?因为“本土主义”原本是指保存自己的文化、语言及特色。现在的这种则是排外的，不想外人来，觉得外来人抢了我的资源，抢了我的机会。

北青报：如果从经济层面考虑，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哪些？

范：

实际上长期被损害利益的就是那些店铺，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旺角店铺的收入会受到影响。另外，游客是有选择范围的，不来香港，到日本、到韩国去，造成做游客生意的人生计困难。其实最受害的是我们住在香港的人，激烈的“反水客”行为等等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宁，香港整体经济发展被影响。

这些不理性、毫无分析能力导致的愚昧行为实际上就害了香港。他们中有的人就说，“为了要改变，大家都要牺牲”。牺牲的是别人的利益，影响的是普通香港人安居乐业的权利。

港区人大代表不单单只关注香港

北青报：作为来自香港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您对履职的理解是什么？

范：

港区人大代表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一分子，工作方面主要是审议一些法律、议案或报告。由于我们不在内地生活，对于报告里有的东西的了解未必全面和深入。另外，港区人大代表，每一年都会到内地的省份调研视察。视察后会向该省份回馈意见，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呈交报告，常委会办公厅会将报告提交国务院。

北青报：这些调研，有没有令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范：

比如之前我们去过广西，蔗糖是他们主要的农业产品。当全世界的糖价向下滑，农民就增产不增收。我们觉得蔗糖也是一个涉及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果任由广西的糖业式微，形成我国的糖依靠外来供给，就给人家随意提价的空间。因此港区人大代表团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已得到有关方面积极响应。

北青报：在您的观察之中，今年来京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诉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范：

首先，香港的代表很多时候并不是单单只看香港的，比如对国家生态、环保、食品安全、股票市场的动态等都很关心，也提了不少意见。当然，我们非常关心香港在“十三五”里面能够如何参与，怎样利用香港本身的特长作贡献，共享国家将来五年的发展红利。很多代表在这些方面也提了建议。比如说香港在法律上跟国际是比较接轨的，也有很多法律专业人才。有代表就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在香港设立一个学院，利用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收录内地的法律人才，专门培训海事、物流等方面的律师，配合“一带一路”和“十三五”期间的发展。